体即是功夫来解释晋卦《象》文说：“君子观明出地上之象，悟本体之本明，故曰自昭明德。”(《全集·大象义述》)?
龙溪为学的工夫，从一定意义上是悟证本体之特质，是智慧化的工夫，而不是修德的工夫(第404页)[4]。这在理论渊源上显然是受到佛教禅宗的影响，他曾说：“良知之思，自然明白简易，自然明通公溥，无邪之谓也。慧能曰：不思善，不思恶，却又不断百思想。此上乘之学，不二法门也。”(《全集》卷三《语录·答南明汪子问》)?
当然，王龙溪的良知现成、直心以动尽管虽有佛、道虚无之嫌，但在精神立场上毕竟是极力维护圣人之道的。他批评说：“二氏之学，外伦物之感应，溺于清虚寂灭，又岂足以立天下之有，而成天下之务，此圣学所以不明，而造化或几乎息矣。”(《全集·大象义述》)王畿认为圣人之学是“无中生有”，而佛、道二教是溺于虚无，只无不有的。日本学者冈田武彦认为，王龙溪以本来为无，以有即无，是肯定一切有并把有神化，而其所谓之悟是自无入有之悟，是以通融为宗，这是出于心体之无是现成的考虑。(见冈田武彦著《王阳明与明末儒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08-109页。)龙溪的这一理论水平在心学派以及理学派的所有大家中都可谓达到了相当高的层次，他不是停留于一般所谓的儒有而佛、道无的辩论之上。王畿认为圣人之道是生生不息而又无声无息的造化，本善本明的良知即是如此地自然发用流行，不容得有纤毫的不善杂于其中。王畿的道德修养肇始于本心之善端，又终归于本心之善端，他把易道也归结到这一出发点和落脚点。他说：
学易之道，迁善改过而已矣。人心本善，……迁善云者，复其本善之心，不使习气得以间之，非善自外入，从而迁之也;改过云者，复其不善之动，复则无过矣。(《全集》卷十七《学易说》)
王畿还以其先天正心之学将邵雍的先后天易学纳入其心学体系。如关于先天八卦方位图，认为先后天八卦是体用的关系：“先天所以涵后天之用，后天所以阐先天之体。”(《全集》卷八《先天后天解义》)无论是卦体还是方位的变化，都是易象的自然演化，是先天存在的，非人力所及。为证明此先天性，他接着说：“八卦成列，此寂然不动之体，即所谓先天也。上下无常，刚柔相易，山泽以气通，雷风以形薄，八卦摩荡，此感而遂通之用，即所谓后天也。”(《全集》卷八《先天后天解义》)此即以八卦所法之象来解释先后天八卦，并以八卦法象所处的方位为体，以其摩荡相错为用，故先后天八卦之间不存在时间上的先后性。他还说：
坎离者，乾坤二用，二用无爻位，周流于六虚，后天奉时，以复于先天也。坎者阴中之阳，命宗也;离者阳中之阴，性宗也。而其机不外于一念之微，寂感相仍，互为体用，性命合一之宗也。(《全集》卷八《先天后天解义》)
此是发挥道教理论，以《周易参同契》理论来附和其先天之学。王畿认为，坎离二卦，流行于六位之中，即水火二气往复运行，复归于先天卦位，进而以坎离卦象为性命之宗，而其机不外于一念之微，这“一念之微”，讲的就是良知，良知将性命、体用、寂感合而为一，先天卦位当良知之体，后天卦位当良知之用，后天即在先天之中。在《天根月窟说》一文中，他还以先天六十四卦方位圆图来阐明其先天之学。他说：
根主发生，鼓万物之出机;窟主闭藏，鼓万物之入机。阴阳往来之义也。古之人仰观俯察，类万物之情，而近取诸身，造化非外也。……万有生于无，知为无知之知，归寂之体即天根也;万物备于我，物为无物之物，应感之用即月窟也。(《全集》卷八《天根月窟说》)
王龙溪认为，如此六十四卦圆图，虽为先天图式，其中涵有后天流行之用，最后复归于体。他以天根为归寂之体，以月窟为应感之用，即是以天根月窟为良知之体用，二者相互依存，寂感一源，动静不离，最终把邵雍的“天根月窟”说引向了他的良知先天学。所谓“根主发生”、“窟主闭藏”以及“万有生于无”、“万物备于我”即是他所谓的一顺一逆的良知造化之说。而这里所讲的“造化非外”，则是把天根月窟之义引申为人的内心修养法则，是要人们在阳动阴静的微妙之间把握良知的发用流行。《明儒学案》载其《语录》说：“良知觉悟处谓之天根，良知翕聚处谓之月窟”，当下一念，即天根做主，善恶之念不妄起处便是真性良知流行。
王龙溪的先天正心之学强调本心之明，其先天正心功夫为易简直截工夫，此功夫须要在先天心体上立根，他说：
正心，先天之学也;诚意，后天之学也。……若能在先天心体上立根，则意所动自无不善，世情嗜欲自无所容，致知功夫自然易简省力，所谓后天而奉天时也。(《全集》卷一《语录·三山丽泽录》)
王畿以其“先天之学”是一了百了的功夫,认为“后天而奉天时”不是指的“后天复先天”，而是“先天统后天”，而此功夫是为上根器人设的。他说：“但从心上立根，无善无恶之心即是无善无恶之意，先天统后天，上根之器也。若从意上立根，不免有善恶两端之抉择，而心亦不能无杂，是后天复先天，中根以下之器也。”(《全集》卷十《答冯纬川》)王畿以先天后天区分“心”与“意”，其心本论见著，在“心”中融摄一切，即体即用，体用无有先后内外之分。
即体达用是心学派乃至理学派一致的观点，但在王畿这里，更重视心之本体的自觉，未发之功都在发上用，先天之功却在后天上用。这使得江右学者罗洪先批评王畿是“以良知致良知”(《江右学案》)[5]王畿提倡先天之学，是“即本体便是功夫”，但是他并非是不要做任何功夫，他的工夫学是要反对那种分体分用，分动分静的“守寂”功夫，他要倡导的是一种活泼泼的致良知功夫，是即动即静，即感即寂，即体即用的于动时致良知的“自然”复性工夫。
参考文献：
[1]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吴震.现成良知——阐述阳明学及其后学的思想展开[J].中国学术:第四辑.
[3]张学智.明代哲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4]陈少峰.中国伦理学史:上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5]黄宗羲.明儒学案[M].北京：中国书店,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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