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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论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视角转换

2017-06-03 17:45:00

 【摘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变迁而转换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是一条基本规律;在新的经济社会背景下,转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要处理好“变”与“不变”、“斗争”与“建设”、经济的本质关系与现象、经济理论与政策等关系;在研究体系上,政治经济学要实现由“二分天下”向“合二为一”的转换,并按照三个层次关系进行体系重构;在研究内容上,要重视经济制度关系现实基础的研究,体制层面上要实现“体制内分析”向“体制内、外结合”的转换,经济运行关系层面要实现由“封闭”向“开放”的转换,重视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和外部经济的内部效应研究。

  作为一门科学,政治经济学应保持在研究对象等方面的基本稳定性;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又必须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转换其研究视角。从历史的角度看,在保持学科基本稳定性的前提下转换其研究视角,也是政治经济学说史变迁中的一条基本规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本文将在比较分析政治经济学研究视角变迁规律的基础上,重点研究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视角转换的基本路径。

  一、经济社会变迁中政治经济学研究视角的转换

  政治经济学自从17世纪诞生以来,就一直服务于特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其研究视角也随着该阶级的社会地位的变迁和相关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改变。

  古典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从产生、发展、完成到1830年开始瓦解,在这大约200年的时间中,其研究视角经历了三次转换:一是17 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受弗兰西斯·培根的唯物辩证主义哲学观点的影响,威廉·配第尝试用培根成果来研究政治经济学,试图揭示、发掘经济背后所隐藏的实质;法国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继承综合先人的观点,坚持自然秩序论,反对“人为秩序”,这意味着他们已了解到人类社会中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从而给政治经济学提出了认识、研究客观规律的任务。二是在古典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社会政治、经济相对稳定而且有很大发展,于是,研究财富的增长问题成为政治经济学的中心任务。亚当·斯密的学说正是迎合了这一要求,其代表作《国富论》就是研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发展的条件,目的在于找出促进或阻碍资产阶级财富增长的原因。三是在古典经济学完成阶段,李嘉图面对当时英国社会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激烈矛盾,从维护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把阐述分配规律作为政治经济学的首要问题,企图通过对各阶级之间分配问题的研究,来确立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限制地主的勒索,捍卫资本家的利益。

  1830年,古典经济学开始瓦解。马克思说:“1830年,最终决定一切的危机发生了。法国和英国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由此,古典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分解成两大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前者继承古典经济学中的科学成分,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旨在揭示资本主义灭亡与社会主义胜利的必然性,其代表作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后者继承古典经济学中的庸俗成分,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以描述经济现象、阐述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维护资本主义社会是理想社会的说法为己任。

  从1830年至今为止的170余年时间里, 随着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西方经济学研究视角几乎每50年转变一次,至今为止已经历了三次大的调整。第一次是由约翰·穆勒于19世纪40年代末完成的。当时劳资矛盾虽然较为激烈,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尚处在形成过程中,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尚未构成威胁,所以,穆勒在维护“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的同时,还试图改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主要是资本主义分配关系的途径,以调和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第二次转变是由马歇尔于19世纪90年代完成的。当时,劳资矛盾成为主要的阶级矛盾,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广泛传播,这使得资产阶级思想领域不得不转移研究视角,即从调和矛盾转向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此,集庸俗经济学之大成的马歇尔一方面将经济学体系建立在心理因素和数量关系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将研究内容由古典经济学的生产、供给和成本转移到消费、需求和效用。第三次转变是由保罗·萨缪尔森于20世纪40年代末综合完成的。他 为维护资本主义社会是理想社会的说法,弥补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内部的漏洞,建立了由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构成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目前,西方经济学正在经历着第四次研究视角的转变,其转换的方向是强调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并强调“用数学表达经济内容与统计定量。

  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看,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后,也经历了三次发展:一是列宁研究垄断资本主义的特征,创立了帝国主义理论;二是斯大林依据社会主义的最初实践,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进行了新的概括;三是斯大林逝世以后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所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中国在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最新发展。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来看,我们尚未真正建立起建设社会主义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尽管在理论上我们已取得了一些重要突破,但还存在着不成熟性。

  目前,政治经济学的不成熟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除了众所周知的在“苏联范式”影响下导致的政策代替理论、理论滞后于实践两个缺陷外,还有两个缺陷:

  一是忽视不同背景下理论的适用性问题。经济理论都是在一定经济社会背景下产生的,随着经济社会背景的变迁,它有一个适用性的问题。马克思创作《资本论》时,根据一百多年前资本主义社会在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和劳动经济这一背景下所面临的基本矛盾和激烈的阶级矛盾,合乎逻辑地推导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并指出了社会主义的某些特征。这些结论为我们指明了方向,而不是教条。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我们根据现实经济社会背景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理论上的发展和创新。同样,西方经济学理论以私有制为基础,以维护和完善资本主义制度为目的,以技术经济、资本经济目前则以包括信息经济、网络经济、数字经济等内容在内的新经济为基本分析背景。因此,我们在借鉴这些理论时,必须研究其对我国经济实践的适用性问题。

  二是对人类社会发展长期规律的分析重于规律实现过程或经济运行过程的分析,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分析重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要揭示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然性,这也是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经历两个过程:前一阶段是革命,后一阶段是建设。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说,我们要阐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但这一规律的作用具有长期性。从近期来看,我们应该把这一规律在实现过程中的表现形式作为研究的主要任务。就“革命”的角度说,我们既要分析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更要分析其经济运行关系的调整及其对经济制度层次上的矛盾的缓和作用;就“革命”与“建设”两者关系而言,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如何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但是,现行政治经济学未能走出对“长期规律”分析重于对“实现过程”分析、对“革命”的研究重于对“建设”的研究的圈子,这使得政治经济学缺乏现代化建设的气息。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学说,更应该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南。所以,当我们站在21世纪的起点回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史并展望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时,深切感到转换研究视角的必要性。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视角的转换准则

  在世纪之交,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着复杂的经济社会背景。就国际范围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发达国家的新经济的挑战;在国内,面临着劳动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的矛盾,以及由这一基本矛盾引起的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同时,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也转变形式,即主要由政治或军事手段转为经济形式,实施所谓的“和平演变”、“经济分化”。在这种背景下,我们面临的最大任务就是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没有经济发展,我们就会失去发言权,就会失去竞争力。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必须从这一角度或视角重构其研究体系和内容。

  为了找到重构的路径,防止理论上陷入误区,必须正确处理好四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不变”与“变”的关系。社会主义的现实经济社会背景发生了变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体系和内容作相应的调整是必然的,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没有 必要也不应该改变。“没有必要改变”,是因为生产关系值得研究,“不应该改变”,是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规定性决定的,它代表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其指明前进的道路并提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动指南。

  事实上,西方经济学在已经进行的三次研究视角转换中,也是“变”与“不变”相结合的。从1830年古典经济学中非科学的成分被庸俗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继承、发展一直到目前为止的近170年的时间里, 西方经济学坚持以论证、补充或完善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为中心,以改善和拯救资本主义制度从而证明资本主义是一个理想社会为目的这个宗旨始终没有改变,所改变的只是西方经济学各学派在它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从特定的视角观察和描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现象和机理。例如,在西方经济学变动最大的第三次视角转换中,萨缪尔森建立了由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构成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并认为前者以充分就业为分析前提,后者则着重研究各种不同水平的就业量的情况,两种理论相辅相成,可以被纳入同一体系之中;传统的自由放任和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的主张是同一理论体系中所涉及的两种不同情况。这样,既维护了斯密的资本主义社会是理想社会的说法,又弥补了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内部的漏洞。

  所以,我们在进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视角转换的过程中,一定要处理好“变”与“不变”的关系。

  第二,“斗争”与“建设”和“发展”的关系。我们认为,必须正确认识三个层次的“斗争”与“建设”和“发展”的关系。一是从当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竞争态势看,“斗争”是一种实力的较量,而“建设”和“发展”是“斗争”并取得胜利的最有效的手段。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进行建设和发展是为了更好地在斗争中取胜。二是从社会主义自身的产生、发民过程来看,“斗争”和“建设”一样,是实现我们所追求的最终目标的两个过程或阶段。在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斗争”取得胜利后,应该转为“建设”阶段,“建设”是共产党人为实现最终目标——共产主义而展开的与物质世界的“斗争”。三是从社会主义建设过程的角度看,“斗争”和“建设”是社会面临的矛盾形式。目前,社会主义面临的主要矛盾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如何发展社会生产力,以满足劳动人民不断提高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即主要矛盾是“建设”,“斗争”则是次要矛盾。本文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视角由“斗争”转为“建设”和“发展”,包含上述有关“斗争”与“建设”的三个层次的含义,而不是否定“斗争”的存在。

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视角也是随着阶级斗争的激烈程度而变迁的。在穆勒进行第一次转换时,虽然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成为资产阶级的重要任务,但对资本主义制度尚未构成威胁。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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