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根本权利问题上大家达到了折衷，政党政治就自发地从宪政秩序无意地产生了。
有些后进国家即使有人为设计的政治制度能生存的情况，但在更高的层次，这些制度必须在国际竞争中经受适者生存的考验，因此最终也不能由个别人设计。由此来看中国最近的私有化改革，政府如果又用政治力量，人为设计私有化改革运动，好事也会变成坏事。中国已有了公司法，在公司法秩序下，案例的积累，自然就会形成新的秩序，并不需要私有化运动的。更值得注意的是，过去的经济制度之所以能运行，一定有一些我们并不完全了解的道理。例如国有企业不但有无效的一面，也有保险合约使人们专业化没有很多风险的一面。突然搞私有化运动，又不提供自由创业，资本市场自由化和保险业市场自由化等条件，就意味着违反当初的保险合约，这其实可能是种不公平的反市场行为。威尔士王子与王妃离婚还要给她大批补偿费，中国政府怎可突然违反当初的各种保险合约而大肆无偿裁人呢？这种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行为，不但是种不道德的机会主义行为，也因为不了解保险促进贸易和分工的功能而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最近笔者与程文利和刘孟奇博士发展了两个数学模型。其中一个证明收入分配不公时，从分工没得利的一方会拒绝参加分工，因此使市场缩小，形成南美洲一些国家经济发展缓慢的局面。从这点而言，美国六十年代的’伟大社会’福利计划可能有其经济效率方面的正面意义。当然这如果做过了头也有福利上的损失。另一篇文章说明完全保险制度（铁饭碗）一方面造成道德风险（ｍｏｒａｌｈａｚａｒｄ）及相关内生交易费用，但也有为一个复杂的分工网络保险增加分工协作可靠性的功能。竞争的保险市场能有效折衷这种两难的冲突达到均衡。但在保险市场不发达时突然废除完全保险，会使很多部门串联在一起的分工网络可靠性直线下降，一个专业部门失灵使得整个经济瘫痪，出现负增长。这就是东欧俄国的教训。
所以完全保险（铁饭碗）和完全无保险都是无效率的两个极端。竞争性市场上自发出现的不完全保险比这两个极端都更有效。最近出版的有关交易费用的好书，英文的首推Ｍｉｌｇｒｏｍ和Ｒｏｂｅｒｔｓ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１９９２）。此书的特点是既涵盖大多数交易费用的正式模型，又深入浅出，非常切合实际。比如上文提及的寻租问题，此书用多个模型说明，寻租的交易费用有两种，一种是寻租的投入，另一种是测度投入和产出不精确时产生的信息歪曲。这二者之间的最优折中在不同条件下不同。若测度投入和产出的效率高时，计件工资比计时工资好，若测度投入和产出的效率很低时，绩效工资反而会使大量资源浪费在评级升级上。因此年资工资反而更有效。中文的有关交易费用的好书，首推张维迎的’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１９９６）。此书既涵盖大多数对策论中的交易费用的正式模型，又涵盖了大多数道德风险和不利选择（ａｄｖｅｒｓ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模型。例如书中的鞭打快牛模型就非常切合中国实际。笔者和黄有的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３）也用很多模型研究内生和外生交易费用对分工和市场网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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