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后期定型的传奇剧本,通例篇幅在30—50出之间,形成形成“戏之好者必长”的普遍现象,如果演出全本戏,则观众必须具备充裕的时间。如《金瓶梅》第六十四回描写西门庆有一次演出《玉环记》,头晚演到三更天气,又将《玉环记》“‘做不完的折数,一一紧做慢唱,都搬演出来。’”“众人坐到三更时分,搬戏已完,方起身各散。”明清传奇过分追奇求怪,排场热闹,并且故意在情节上横生许多枝节,加上体制的庞大,繁冗的缺点十分明显,部分作品只适合案头阅读,无法搬演场上。于是,剧本创作与舞台演出之间便出现了尖锐的矛盾。因此,传奇作家首选“省略”叙事时间来讲述故事始末。如何取舍“叙事时间”,成为剧作家必然要考虑的问题,正如李渔所说,要将笔墨放在主要人物和事件上,省略次要人物和事件,由于描写的轻重不同,剧作中每条叙事线索的叙事时间长短不同,必然会造成叙事的不连贯,而误会巧合模式、道具模式则以偶然性,体现着生活的必然性原则,渗透着观众对现象本质的理解,可以做到故事时间合理的省略,加快“叙事节奏”。如《燕子笺》演述唐代扶风秀士霍都梁与曲江妓女华行云、宦家女子郦飞云曲折离奇的婚姻故事。作者在安排霍生于飞云相识时,巧妙的设置了【拾笺】一出,用飞燕衔曲飞云诗笺,落在霍生面前。按照传奇风情作品男女主人公相遇的程式化写作,一般则会安排旦角一次游玩,不慎遗失随身私物,而生则因游学或是赶考,于途中经过巧拾信物,而萌生相思之情,经过一番苦苦追寻,而得以蒙面,于是生旦遂生情事。如此套路,则势必延长故事时间,而生旦相识于情节来讲为次要内容,如果对此次要情节亦详加赘述,则势必增加传奇篇幅。在《燕子笺》里,作者仅用一出来省略二人相识过程的故事时间,将剧情直接导入主要情节,即霍生与飞云的曲折恋情。
晚明戏曲家十分注意对叙事时间的省略,使时间的表现既以贯串的运动态势维系剧情的向前发展,同时又在整个时间链上运用误会巧合、道具等叙事模式,将叙事时间进程中次要事件发展所需时间缩短或是省略,体现出局部的活跃性,加快叙事节奏,使剧作家能集中笔墨与主要人物、情节的刻画和描写,省略次要情节,如此,有利于传奇体制“缩长为短”的实现。
四、结语
晚明以来,除当时进步文艺思潮、社会经济的繁荣等影响因素外,尚奇逐新的审美观念所带来的新的艺术表现手法,促进了古典戏曲的文学性与舞台性相结合,使得戏曲真正做到了可观可演,从根本上繁荣了演剧市场。从宫廷到民间,从士大夫到老百姓,奢乐之风渐渐流行开来,形成举国若狂的晚明剧坛,戏曲成为大众化的娱乐方式之一,据明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记风俗》[4]中记录了万历年间,吴地松江一带的庙会演剧光演员戏服、道具一项每日花费千金,可见民间演剧如火如荼之势。戏曲演出成了市民生活不可或缺的娱乐方式,据张岱《虎丘中秋夜》[5]的描述,“虎丘八月半,土着流寓、士夫眷属、女乐声伎、曲中名妓戏婆、民间少妇好女、崽子娈童及游冶恶少、清客帮闲、傒僮走空之辈无不鳞集。自生公台、千人石、鹅涧、剑池、申文定祠下,至试剑石、一二山门,皆铺毡席地坐,登高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可观明晚期苏州的虎丘演唱大会,是一种具有极大的广泛性、然而又包含不同审美层次的群众性戏曲活动,从苏州一带的戏剧演出的繁盛可窥见全国戏剧活动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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