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基本活动场域的地缘空间。地缘空间是地缘政治学研究的核心变量之一。空间是一种双重属性的存在:一方面,它是独立于人类社会实践的物理空间,是客观的、恒定的;另一方面,它是作为社会实践产物和技术限定结果的社会空间。特定历史阶段的空间特性深受同时期科学技术水平的影响。新科技革命进程中信息化的推进,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与发展,在传统地缘空间之外构造了一个新的空间———信息空间。信息空间是一种没有固定地缘和实体空间位置的“虚拟空间”,其产生改变了空间连接的水平与形式,使传统的地理边界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原有的意义。正如美国学者米切尔所指出的,网络作为信息社会的重要贡献将空间的尺度无限缩小,无论身处地球何处,只要有网络和信息技术的支持,彼此将成为空间上的零距离。〔11〕信息化与全球化交织作用,使全球地缘政治空间被改造成陆地、海洋、天空、太空和信息空间复合构成的“五维空间”。〔12〕信息化对地缘空间的重构,拓展了传统地缘政治的外延,造就了新的地缘政治平台,甚至使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地缘安全战略也发生相应调整。如美国已将网络空间安全威胁视为当前美国“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经济领域中所面临的最为严重的挑战之一”,提出“加强空中、海上、交通、太空和网络空间的安全”的战略目标。信息化时代地缘政治新变化的产生,使得当前地缘政治理论研究的相关考察成为必要。
三、地缘政治学理论创新的中国化
地缘政治学是社会科学的学科分支,社会科学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它深受研究者自身知识结构、先在观念乃至政治立场等诸多主观性因素的影响。现有的地缘政治理论,多系适应研究者各自国家政策实践的现实需要而产生,依托各国固有思想和学术传统而形成,有着鲜明的国别分野和浓郁的国家特色。21世纪中国的地缘政治学理论研究,不应脱离中国的战略需要,而应适应本国的外交实践,依托本国的思想资源,有意识地推进地缘政治理论创新的中国化。1.地缘政治传统理论的国别分野解读地缘政治学最早兴起于德国。德国的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从拉策尔的国家有机体论到豪斯浩弗的生存空间论,都有着强烈的国家中心主义特征和对外扩张的理念诉求,分别为威廉二世时代和希特勒时代的侵略扩张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一方面,这些学说分别反映着德国统一之后争夺殖民地的现实需要或一战后的复仇心理;另一方面,这些理论也深受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国家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以及普鲁士军国主义传统的思想渗透。二战后地缘政治理论研究的中心转移到了美国。美国的地缘政治理论更多地关注地缘空间与国际政治权力的互动关系(如斯皮克曼等学者的理论)或地缘政治的空间结构(如科恩等学者的理论),为美国的对外战略决策提供了理论参考。美国地缘政治学的这种理论特征,一方面反映着美国崛起历程中和成为霸权国之后的实际战略需要;另一方面也深受美国实用主义思想传统和二战后科学主义思潮特别是结构主义理念的影响。其他国家的地缘政治学研究也多具本国特色。俄罗斯的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特别是以俄国地缘政治学派创始人萨维茨基为代表的欧亚主义地缘政治思想,将俄罗斯界定为一个与欧洲和亚洲鼎足而立的特殊地理世界,〔14〕以此为基础来探讨其本国对外战略与政策,反映了俄罗斯自身的地缘特性和战略需要,也彰显了俄罗斯传统的特殊论思想的影响。法国的地缘政治理论研究则更多的表现出其特有的“维达尔传统”,强调地理研究的整体性,彰显“联合”的观念,深具人文主义色彩。〔15〕这种理论特性反映了法国社会科学研究中人本主义学术传统的深刻影响。2.地缘政治创新研究的中国特色建构地缘政治学的理论创新不仅要反应历时态层面的时代特征,还应具备共时态层面的国家特色。中国的地缘政治学研究,在开拓学科新视野的同时,应立足本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理论。具体而言,可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以中国视角为地缘政治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面临的地缘环境出现一系列新动向。处于“过渡性权力增长期”的中国,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在全球范围特别是亚太区域带动着权力分配的变化,改变着全球与区域层次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国权力增长及其带来的权力转移,加剧了美国与部分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疑虑,“中国威胁论”难以消解。美国全球战略重心加速东移,其亚太双边联盟体系内部也出现转型趋势。如何诠释中国崛起进程中面临的新的地缘环境,如何在新的环境中维护和实现中国的现实利益,需要地缘政治学的考察和分析———不仅需要具有直接政策实践效能的对策研究,还需要宏观的、深层次的地缘政治学理论思考与创新。二是积极借鉴和依托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与思想资源。特殊的地理环境赋予了中国特殊的文化传统,与注重权力、利益与竞争的西方文化不同,中国文化更为注重和谐、秩序与和平。中国自古推崇一种被哈佛大学教授江忆恩称为“孔孟范式”的战略文化,在这种战略文化之下,非暴力、妥协的战略选择是优先于暴力的防御或者进攻的。同时,中国没有西方的“二元论”思想传统,这有利于超越西方地缘政治学二元论基础上的对抗性思维,彰显地缘政治的联合性逻辑,构建和谐与合作的地缘政治新秩序。在地缘政治学理论创新研究中,以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为规范性诉求来塑造地缘政治研究的中国话语,扬弃西方传统地缘政治的冲突文化,以和谐世界为价值取向,探索中国和平发展的可行战略以及全球和区域地缘政治体系和平转型的现实路径。3.中国地缘战略选择的战略思维革新中国的地缘政治学理论创新研究,不应成为空洞的思维游戏,而须与本国战略实践相结合。以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为思想基底的地缘战略,在战略思维层面存在两个显着特性:二元论思维和对抗性思维。在理论创新的引领下,中国地缘战略选择不应再囿于传统地缘政治观,战略思维层面的革新成为必要。具体而言,中国地缘战略思维的革新须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超越海陆二分的二元论战略思维,重视地缘空间的多维性。传统地缘战略思想通常以一种二元论思维单方面强调海权或陆权的战略目标。但随着地缘政治现实的发展,地缘空间形态早已超出海陆二元格局。现时代的地缘空间,一方面作为自然范畴中的物理空间,包含陆地、海洋、天空、太空和信息空间等多个维度;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社会产物”的社会空间,〔18〕包含政治空间、经济空间、文化空间、生态空间等多个维度。当前中国的地缘战略,须全面覆盖陆、海、空、天、网五维空间,统筹规划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诸领域的战略安排。特别是应顺应信息化潮流,重视新兴的信息空间,将信息安全的维护提升至国家战略的高度,明确中国自身的网络空间安全战略。二是超越零和博弈的对抗性战略思维,重视地缘空间的非排他性。传统地缘战略思想通常强调地缘空间的排他性,在空间互动中坚持零和博弈的单一逻辑。但全球化与区域化的发展正在逐渐增强地缘空间的公共性,消解地缘空间的排他性。现时代的地缘政治,呈现冲突性与联合性并存的特征。当前中国的地缘战略,须以保障国家和平发展为核心目标,加强多维空间内各领域的双边及多边合作,积极参与全球与区域范围的共同治理,实现同其他空间主体的互利共赢。特别是应顺应区域化潮流,积极推进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东亚区域整合。“通过支持地区主义和地区化,地区大国可以增加它们在国际体系中的杠杆”,并可实现同周边国家增信释疑、建构认同的现实效应,进而可为本国和平发展营造较为有利的地缘环境。
结语
地缘政治不是一个恒定不变的静态系统,当前全球化、区域化、多极化与信息化等多维度的现实变化使全球地缘政治体系处于持续的嬗变进程之中。地缘政治的系统结构与运行规律,乃至地缘空间本身,都业已发生且仍在发生深刻变革。忽视地缘政治现实的新动向,已使地缘政治学研究陷入理论与现实脱节的学术困境。现时代的地缘政治学,需要对多维变动之中的地缘环境展开深入考察,需要对深刻变化之中的地缘规律进行有效诠释。地缘政治学理论不能成为僵化的教条,而应成为随着地缘政治现实变化不断发展演进的动态的科学理论。与国际政治学的其他分支领域相比,地缘政治学更加侧重于具有政策实践意义的对策研究,而对学科自身发展更具基础性意义的理论建构却相对落后。国内地缘政治学研究中重现实轻理论的现象尤为明显,为数不多的理论研究,也多以学说史研究为主。理论创新的缺失正日渐削弱地缘政治学对当代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学科基础理论的创新与开拓,已成为地缘政治学研究不可回避的现实需要。21世纪的地缘政治学,不应再一味重复麦金德、马汉等前人在数十年乃至上百年前的言说,而须积极展开理论创新研究,探索地缘政治现实的新动向,构建地缘政治理论的新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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