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是把《尚书》里人格上帝信仰在国人心灵里的简单复古也是不现实的;如果让中国人模仿并恢复先秦儒家典籍里的祭天礼仪，更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且不说儒家五经里的上帝信仰包含着相当多的那个时代背景下的迷信愚昧凶暴之芜杂内容，使是《尚书》、《诗经》里的所记的宝贵神学教训，如果让我们相信它们为关乎生命的真理，我们是否也感到需要证据呢?就像耶稣在一个故事里借他人之口所言：“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路加福音》16章30节)按照保罗所论述的，我们同样需要倾听那位用生命见证过人类古今贤哲们所教导的仁爱道理诚然不是虚妄的拿撒勒人耶稣的声音。
在神学上，一个铁一般的逻辑推论摆在了这里：如果承认“上帝爱世人”，如果承认全人类普遍地处于至高神圣的创造主的看顾之下，如果承认人类内在良知具有神性，就得承认在犹太民族之外在耶稣降世之前还存有指导人生之真理的可能，就得承认耶稣的降世不止是对于旧约精义的成全而非废掉，这种成全也指向了中华民族文化遗产里那些流传至今的珍珠宝石，那么，对于耶稣的一生的合宜理解惟有通过“真理见证论”的视角而不是“别无拯救论”的视角。肯定耶稣生平的独特价值，除了教会历史上惯用的救赎论这个视角外，还可以有真理见证论的新视角。耶稣在世界上走过的一生，其独特的“唯一”，在于他是唯一彻底地以生命见证在上帝的恩典下在义路上“发挥生命始得更丰富生命”此一伟大真理的人，同时他又是有资格见证这一关乎生命之真理以确保真理神圣权威的唯一神子。这就是那块可供全人类建造精神文化大厦的敲打不碎的坚固基石，也是栓系人生一切价值的“价值桩”。上帝的救赎恩典被包含在耶稣一生所见证的真理之中了，此一真理既包含神圣的恩典(宽容、赦免)和公义，又包含神圣的期望，既表白了上帝乐于赦免我们昔日的过犯和罪恶，又表白了上帝更希望我们发挥生命积极创造;神圣恩典是人类发挥生命
的前提，生命的充分展开是神圣恩典的目标;上帝还以其公义警诫世人：没有充分发光的生命的结局就是虚空，吝啬生命能量消极无为者不配获得永生。实际上，那个按照才干授银两的比喻故事具有极其崇高的神学价值。耶稣在福音书里特别在《多马福音》里尤其希望人们首先要意识到自己生命里的神圣内涵(“里头的光”)，然后再积极地努力发挥之。这些信仰层面的信息是福音书里的耶稣及其光照下的儒家神学而非西方传统基督教神学教条所传递给我们的，这些信息所体现的实质精神是外向而非内向的，是张扬生命而非扼杀生命的，惟有这些信息才能给中国文化传统的巨大矿藏提供一个真正需要的选矿机。
儒生如果在内心里接纳耶稣信仰之后，就可以以对上帝的时时的心灵敬拜代替古典儒教的祭天仪式。我们相信古代儒家所相信的“天”已经被彰显为耶稣生平了，这个“天”要求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自从耶稣道成肉身以后，超越了一切旧有形式的献祭，彰显了人人随时即可亲近的神圣恩典。这神圣恩典乃是人类自由创造的心灵深刻前提，而且事实上耶稣还进一步传出了这个信息：上帝恩典的最终目的就是人类生命的充分展开，就是人类生命的自由创造。故我们不必模仿先秦儒家典籍里的祭天礼仪，但是可以在存心敬畏上帝并且相信祖先死后上升到上帝身边这样的大前提下，继续革新对民族祖先炎黄的祭祀仪式为纪念仪式，而民众个体对祖先亲人的祭扫则应当改革为现代文明的“记念”形式，即使借鉴西方墓地祭扫形式也未尝不可，同时社会舆论应当侧重于提倡对老人生前的人道敬养。今天我们人人皆可以做到的对于上帝最好的献祭乃是：面对超越于人类之上以爱、创造、发光为心的生命创造主，我们各自内心觉醒自身生命的神圣价值和神圣创造潜能，改过日新，从内向外地努力张扬生命的光辉。在中国恢复严肃的古代祭天仪式重整儒教体制，或者勉强知识分子加入体制化基督教会，都是不合时宜的。
这样，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追求内圣的灵修功夫(即儒学传统所谓的“诚意正心、反身而诚”)，应当就是结合自身人生经验并借助于真理的见证者拿撒勒人耶稣的启示，以对于自身本具的蕴涵着巨大神性潜能的人格生命的觉醒为明确目标并且在觉醒之后立刻行动积极创造，而不应当再是传统的一味参禅打坐、静心内求，不应当再是一味抑制生命欲望的永远走不进现世社会的对“寂然之心”、“不动之性”的追求。应当使这个道理家喻户晓：“无事”才容易“生非”，防止作恶的最好办法不是一味禁欲，而是在觉悟了自身生命的神圣属性和发光本能后在爱的方向上努力追求创造的生活;防止自己生命能量越轨害人的最好办法不是堵塞它的出口，而是给它寻找到合宜的与人生有益的出口;社会政治的和谐局面不是仅仅靠禁止人们某些行动就能够达成的而更需要提供给每个人以就业机会和自由创业的便利条件。道教佛教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毒害在于在心性修养途径上把心灵追求的最高境界或最高本体的属性定义为玄虚空无、涅槃寂静。如果今日的儒学内圣观念不把心灵追求的最高本体坐实在耶稣活生生的生命见证上，则新儒学无论把所谓的内圣讲得如何玄妙高深，都与曾经深受佛道熏染的程朱理学并无二致。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则《约翰福音》借用希腊哲学里指宇宙理性的“logos”(道)概念所说的“道生万物”就只能混同于与程朱理学的“理生万物”了。对于耶稣的信仰可以促进一般民众的“至诚”广泛产生，而不是个别的圣贤之辈才可以“至诚”的，即使个别的圣贤之辈如文天祥那样的舍身成义之人，如果闻道耶稣生平也会在慷慨就义时候内心不至于涌出悲凉之感，因为他有明确的盼望。所以，传统儒家在面对人文主义耶稣信仰的时候，有必要感到丧失文化安全的恐惧吗?
简单说，作为在今日中国信仰耶稣的一介书生，我所要做的工作是同时更新基督信仰和儒学理念，把儒学向来匮乏的神学道路开出来，向学界说明这是大道并且鼓吹儒学向此路行，即以中国自己的儒家神学把儒学导向神学新路又或者叫作“儒学神学化”又或者叫做在董仲舒之后的“儒家神学的二次重建”。儒学的终极归宿应当就是儒学的神学化，因为根据汉语的定义，宗教是以超越者的名义对世人的教化，宗教之教就是教化之教，故先秦儒家原本就是儒教，儒学的核心原本应是神学。在信仰日益非体制化的当今时代，在可以把“真理见证论”的耶稣信仰与基督教会体制形式相剥离的当今时代，基督教的中国化和儒学的神学化在非体制的信仰层面应该是合二为一的工作。传统基督教信仰如果不加以新的解释从而开出“人文主义耶稣信仰”，就只能成为束缚中国人的新枷锁;而儒学如果不引入这新解释出的“人文主义耶稣信仰”的见证就依旧只能在老路上徘徊，不会出现真正革命性的转化，甚至会走向穷途末路。在基督教传统信仰向人文主义耶稣信仰方向的转化方面，能够成全而非废弃儒学真理性内涵的可行路径目前看没有比“真理见证论”更加合宜的选择了;在儒学资源那里，能够呼应这新解释出的人文主义耶稣信仰的只有儒家先秦经典。儒家经典在国内大学的建议性的普及是必要的，至少《诗》、《书》、《论》、《孟》、《学》、《庸》是应该普及的，但是同时也应当建议孩子们配套阅读《圣经》，至少《五福音》(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多马)和《创世记》是应该接触的，因为儒家神学的新内圣——“人文主义耶稣信仰”最初就是在这两套经典的交互印证中而确立的。(参见《神学的觉悟》一书的第五章里所述《尚书·多士》篇格言“上帝引逸”和《尚书·无逸》篇“君子无逸”等对于确立人文主义耶稣信仰的帮助作用。)虽然接纳耶稣生平见证的儒学新内圣也首先向内寻求，但是它认为向内寻求到的只应当是生命的渴望张扬和渴望发光，一旦生命意识到此点后随即就应当终止在内心的停留而不能不走向心外现世的创造。唯有这样的内圣觉悟才可以无任何障碍地顺理成章地开出外王的行动，唯有接纳耶稣生平见证，才可以把儒家的内圣外王彻底打通。正如耶稣在《多马福音》第八十四段所指出的，当我们看见自己的极其宝贵的神性生命既没有死去，也没有显现出来的时候，我们还可以静坐无为地忍受下去吗?由于现代社会里体制化宗教神权的淡化已经势在必然，故儒学的神学化也决不等同于儒学的宗教化或儒教化。接纳人文主义耶稣信仰的儒学新内圣并不企图重新建构体制化的神秘化的儒教教会也不要求儒生加入体制化的基督教会，但是却由于引入了耶稣对于《尚书》里的上帝和对于《中庸》里的人性的见证，儒学就拥有了具有空前充实明确内涵的内圣追求，故儒学新内圣是比路德以后的基督教新教教徒更加非体制化更加个体化的直接面对上帝，在实质上更新了传统儒学的一切内圣说教。这样也是“接着做”，不过是接着先秦儒学的逻辑方向做，而非接着汉唐宋明以及现代新儒家们做，一定程度上是接续着明代儒家基督徒的立场向前走。不要以为这是陈旧的“援耶入儒”，当然也决不是“以耶废儒”，接纳人文主义耶稣信仰为儒学新内圣其实是“以耶统儒”，但不是“以基督教统儒”，也不是“以西方神学统儒”，而是以儒生视野里的耶稣来统领儒学，是以见证了儒家典籍里之上帝和人性的耶稣来统领儒学。两千年间中国儒家可曾有头有脑?没有。在中国的学术领域里十分需要赋予儒学以灵魂和心、脑。我的一切著述实质上并非“传教”，我只是“传耶稣”，耶稣是西方人吗?耶稣是东方人吗?如果说历来对耶稣的理解具有完全西方文化色彩，那么，中国儒生也完全可以从东方文化背景来独立理解耶稣，这种呈现出的具有中国文化色彩的耶稣形象应当是中国知识分子所容易接受的。基督
教目前大体上还属于西方文化，而福音书里的没有任何神学框架笼罩着的耶稣则属于全人类。此即传教与传耶稣的区别。如同释迦牟尼是世界的也可以是中国的一样，耶稣原本也可以是中国人的耶稣，而中国某些知识分子却极力把耶稣往西方人的怀里推，这实在是利玛窦以来华夏民族知识界的一大悲哀。两千年来的传统儒学成为现代宗教(更不用说国教)的基本素质就有重大的欠缺，当儒学不能够走“复兴儒教”之宗教路径发展的时候，它如果还想存在下去，那么只有走文化更新的儒学路径;而如果要使这种不断更新的文化具有稳固的心灵基础，不至于弱不禁风，就只有接纳不依赖任何体制宗教而流传的“人文主义耶稣信仰”作为新儒学的一分子，传统儒生转化为基督徒儒生或者儒家基督徒或者谢扶雅先生曾经提到的“基督徒君子”，这样，一种相对于汉唐宋明传统儒学产生了真正飞跃的“新儒学”的面貌就可以勾勒为：以耶稣为主，以孔子为师。本书已经认真考察过的一个事实是：体制神权的日益淡化与耶稣的日益不拘体制地广被接纳的强烈对比。这个事实决定了基督教在现代社会过多强调体制神权的不合时宜，但是它同时也无情地宣告了“儒学宗教化”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它实际在质问中国的保守主义者：在体制神权日益淡化的这个全世界范围内的大趋势背景下，儒学走体制化的儒教复兴之路又如何可能?即便在东南亚已经有所实践，儒学宗教化又如何具有远大前程?基于如下这样两个最关键的理性认定——一方面，当今时代信仰日益非体制化，以至于已经完全可能把耶稣信仰与基督教会体制约束相剥离，同时儒教也早已不存在体制约束;另一方面，“真理见证论”既获得过耶稣本人亲口的肯定(《约翰福音》18：37)又的确从肉体生命以神圣者名义对生命真谛的见证角度肯定了耶稣生平的历史独一性，——所以，足以断定，基督教的中国化和儒学的神学化在非体制的信仰层面应该是合二为一的工作。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基督教和儒学在同时更新的远景进程里将要迎头相遇，“基督教的中国化”与“儒学的神学化”将要迎头相遇，不过这种迎头相遇不是二者的冲撞而是在非体制的信仰层面合二为一的融合，在人们内在的自由的心灵信仰层面“基督教的中国化”就将等同于“儒学的神学化”。在现代背景下基督教的中国化最合乎逻辑的最深入的远景出路应当是“儒学的神学化”所演绎出的以人文主义耶稣信仰为核心的“儒家神学”，前面的论证我们也看到，儒学只有把耶稣作为对儒典《尚书》里上帝信仰的见证者而接纳之才可能回归正本清源并获得复兴活力，儒学只有开出神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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