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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经济史和政治经济学研究论文
自1877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广义政治经济学以来，这门学科并未获得多大发展。西方经济学家通常是把资本主义看成是永恒的经济制度，根本没有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德国历史学派虽注意经济史研究，但如威·桑巴特的“经济时代”，仍是以资本主义为蓝本。西方也有人研究古代或中世纪的经济理论，但不是以生产关系为主，不成为系统的广义政治经济学。
在苏联，十月革命后流行的看法是，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商品经济规律的。这样，不仅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是自觉地达到目的，不需要研究客观规律的政治经济学了；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由于没有商品生产或商品经济不发达，也没有什么可研究的了。布哈林有句名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末日，也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告终”(《过渡时期的经济》)，到1929年，公开发表了列宁的《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后，人们才开始研究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1931年发表了大卫·卢森贝的《广义和狭义政治经济学》，探讨各种生产方式经济理论的异同。但这时，绝大多数苏联学者仍是以阐述苏维埃经济计划吨攻策代替经济规律的研究。直到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批评了这种情况，并肯定了社会主义还有商品生产(但限于个人消费品)，情况才有改变。1941年就开始筹备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几经周析，到1954年才正式出版。该书从原始社会生产方式讲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苏联第一部广义政治经济学。
广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历史上各种生产方式的，这是时间上的广义。但恩格斯同时指出，经济发展条件在“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末，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反杜林论》)，这可说是空间上的广义。
在中国，广义政治经济学就是按照这个空间上的广义进行的，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三十年代初，人们就感觉到已有的狭义政治经济学不能解答在中国发生的经济问题，1938年，毛泽东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号召(《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王亚南在译毕《资本论》三卷后倡议建立“中国经济学”并于1946年出版了他按《资本论》体系写的《中国经济原论》。同年，许涤新抱着“使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目的，开始写三卷本《广义政治经济学》。第一卷讲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二卷讲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经济，于1949年出版；第三卷以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为研究对象，于1954年出版。
这样，就有了两个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范本。一个是苏联的，它要求“阐明人类社会各个不同发展阶段上支配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和分配的规律”(该书第一版导言)。另一个是中国的，要求“中国化”。不过，苏联的虽说研究全“人类社会”，其封建主义部分实际只讲了欧洲的领主制经济，又占一半以上篇幅的社会主义部分基本上是讲苏联。中国的虽说“中国化”，实际上也讲外国，其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部分完全是讲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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