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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方哲学编史学探析

2017-06-14 16:51:00

关于西方哲学编史学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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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istory about Darwin from intellectual history to contextualism briefly, and discusses the changes in historiography. John. C Greene and Robert Young are two important historians in history of biology. Their main works are reviewed.

Key Words: Intellectual History, Social History, Cultural History, Contextualist History of Science, John. C Greene, Robert Young

在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科学史的研究中,对达尔文的历史研究一直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尤其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科学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个是和达尔文相关的生物学的发展,另一个就是卡尔文勋爵(Lord Kelvin)和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对物理学的贡献。[1]但随着科学史学家们的工作由思想史转向社会史、文化史,到目前的语境论的科学史,把什么作为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事实,怎样编撰这些历史事实,以及如何对它们做出符合情理的历史解释,对这些史学问题的回答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科学从整体上被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加以考虑,而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则更加注重对社会和文化语境的考察。相应地,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科学史的研究领域在不断扩大,研究工作也变得更为深入细致,这从与达尔文相关的历史研究的发展,如何解释与评价达尔文的工作的演变中就可以看得出来。

在20世纪60年代中叶以前,科学史的研究主要是延续和发展由拉夫乔伊(Arthur O. Lovejoy)和柯瓦雷(A. Koyré)开创的思想史的传统 ,与达尔文相关的研究也不例外。科学史被叙述为独立于人类社会生活之外的思想演变过程,其中对于科学伟人的思想研究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科学的变革通常就是由于他们思想的力量而得以完成。而当时他们对手的思想则被认为是“错误的”,或者被认为在科学史中没有太大意义,不值一提,即使偶尔提及这些人的思想,也只是为了描述一场真理战胜谬误的战斗。至于那些科学伟人生活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通常被看作对他们的思想形成没有多大影响,即使有所描述,也常常被作为接受正确的科学理论的障碍。科学史学家们感兴趣的是内在于科学之中的思想观念的发展,这或多或少仍然被他们作为某种知识和事实不断积累的过程,并独立于当时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状况而存在,于是思想上的联系和断裂不可避免地成为他们考察的核心。可以说,思想史是某种类型的哲学史,类似于德国哲学传统中的精神史(Geistesgeschichte)或观念史(Ideengeschichte)。[2]它的叙述相当清晰明了,但也正因为它的清晰明了,就不得不把历史中参差纷杂的思想作一番挑拣和精炼,自然会是某种或强或弱的辉格史。

自从二十世纪初综合进化论承认和接受了自然选择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在生物科学中获得了胜利,逐步确立了自身在该学科中的统治地位。首先,仍然是一批科学家出于教学的方便,开始编写以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为主导的生物学史,借用历史的方式阐明科学概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也建立起一套学术继承的渊源,确立科学研究的传统,进而树立自身的正统地位。为了纪念《物种起源》出版一百周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在1960年出版的三卷本的《达尔文之后的进化论》(Evolution after Darwin)就是这一类书籍中的集大成者。该书从1956年开始筹备,共挑选了五十五位在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天文学、医学、植物学和地质学等诸多领域的顶尖科学家,请他们著文讨论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在过去一百年间对他们各自所从事的学科发展的影响。并于1959年邀请这些科学家召开学术会议,作为在芝加哥大学举行《物种起源》出版百年纪念活动的一部分。[3]可以说,此时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在科学界中已赢得了全面胜利。

受达尔文在自然科学中取得的胜利的影响,历史学家们也开始重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的研究,到1959年《物种起源》出版百年纪念时,已经有了相当数量的以达尔文为主导线索的生物学史研究著作。该年出版的《达尔文的先驱们》(Forerrunners of Darwin:1745-1859)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部。它收录了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观念史俱乐部成员的15篇文章,其中拉夫乔伊的文章就有六篇之多。他的文章梳理了在达尔文以前的思想家诸如布丰、康德、赫尔德、冯贝尔(Von Baer)和叔本华等人对进化论思想的贡献,其他人的文章也都是相当有分量的生物学思想史研究。[4]然而仅仅从文集的标题《达尔文的先驱们》就可以看出,这种梳理是用现代生物学的胜利作为真假判定的依据,拿与达尔文相关与否作为历史研究的选择标准。历史学家的史学立场完全受生物学家的影响,与后者相一致,认为达尔文革命才是进化论历史的核心,正是由于达尔文的工作把整个生命界纳入了客观科学的研究领域,所以其他思想的重要与否都是由和它之间的关联程度来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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