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认为，形而上学作为存在的历史实际上就是遗忘存在的历史。当然这里的遗忘并不完全是否定意义的，遗忘意味着对存在的遮蔽、存在的隐匿。 详细内容请看下文形而上学的蜕变与思想的开端。
如果真理就是对存在的一种敞开、解蔽，那么这种遮蔽、隐匿则就是对存在的保有、抢救。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的历史性批判就是建立在揭示这种遮蔽、隐匿的基础上的，在这个意义上，存在真理作为解蔽、敞开、澄明始终伴随着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的克服。
对形而上学的克服在海德格尔这里并不意味着对形而上学的遗弃，他说：“形而上学不能像一个观点那样被放弃。人们决不能把形而上学当作一种不再被相信和拥护的学说被抛弃掉。”(海德格尔，2005年，《演讲与论文集》，第69页)形而上学的追问乃是发自人的本性，一方面，形而上学从存在本身而来自行发生;另一方面，形而上学的克服也作为存在之消隐而自行发生。因此，对形而上学的克服是在存在历史上被思考的，它是关于存在之被遗忘状态的原初经受的征兆，克服就是把形而上学移交到它自己的真理之中。形而上学作为遗忘存在的历史具体表现为形而上学历史上的一次次蜕变，海德格尔坚信，早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那里，形而上学的蜕变就已经开始发生了。希腊以降的形而上学追问的是存在者(what is)，但它并不追问具体的存在者是什么?比如这个存在者或那个存在者是什么?而是“是什么”本身?也就是说，它追问的是一般存在者的根据问题。这个一般存在者首先在柏拉图那里被思考为ίδέα[相]，进而在康德那里被理解为对象的对象性(表象性)，最后在尼采这里被把握为强力意志。根据海德格尔的分析，我们可以把这种蜕变概括为三个典型阶段：⑴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时期;⑵近代笛卡尔-康德时期;⑶现代尼采时期。
形而上学的蜕变首先就发生在希腊人那里，早在希腊人把存在规定为持续的在场时，对存在者是什么的追问，就已不再是追问存在而是追问存在者了。海德格尔认为，希腊人追问“是什么?”而这个“什么”总是指向某个存在者，因此问存在者是什么，被问及的仍然是一个存在者而已。也就说，这种作为在场状态的存在者的优先地位使得希腊人对是什么的追问指向了存在者的普遍本质，而普遍性、共性就成为存在规定的尺度。因此，当希腊人开始追问存在者是什么的时候，存在者之存在作为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根据，并没有真正地被问及、被把捉到。海德格尔认为，在柏拉图那里，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存在论差异已经开始消失，ἰδέα[相]作为存在者的本质，根本上指的仍是存在者，作为ἰδέα的存在是真正意义上的存在者。他通过剖析柏拉图的“洞穴隐喻”指出，从ἰδέα这里开始，“真理不再作为无蔽状态，不再是存在的基本特征，相反，由于乞灵于理念，真理变成了正确性，此后就成为存在者之认识的称号了。”(海德格尔，2001年，第269页)自柏拉图以来，关于存在者之存在的思考便成为“哲学”，而这种首先从柏拉图发端的“哲学”，此后便具有了后人所谓的“形而上学”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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