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生活方式的价值，应该给予实跆的证明。这种“个性的自由发展乃是社会福祉的首要因素之一”。8
穆勒的思想标志着十九世纪中叶欧洲知识分子对民主认识的一次重大转折。如果说伯克对民主的恐惧还主要是出于直觉和经验的判断，而穆勒则将这种判断的前提置于理性的基础之上。由于穆勒的努力，人们对自由和民主的理解都极大地深化了。如果说在此之前人们所指的民主要是指遵照多数人的意愿行事，那么，现在人们则意识到，一个理想的政府，主要就是应该帮助或至少不妨碍个人的自由发展。国家应当采取的措施是防止对个人自由的侵犯，而不是简单按多数人的表决行事。人们第一次意识到，民主在尊重多数的同时，必须保护少数的权利。这不是因为社会的精英与知识分子永远处于少数，而且具体到每一个人，在具体的问题上也随时有从多数转变为少数的可能。也许，穆勒思想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提醒人们注意，一些属于个人权利范畴的自由，无论通过何种方式，无论是君主的专断还是多数人的表决，却是不应当被剥夺的。
(三)
虽然穆勒的思想是精辟的，然而在实践中问题却远未得到解决。随着德意志的统一.欧洲各民族国家要求民主与独立的潮流势不可挡，英国本身的选举权也在不断地扩大，在大众民主不可阻挡的势头下，怎样才能使之合乎理性的规范，并确保文化层次较低的多数不至伤害文化层次较高的少数，成为令知识精英们头痛的问题。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达尔文革命发生了。这场革命极大地改变了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并在某种程度是预示出一条摆脱困境的道路。
达尔文的进化论今天已为世人所熟知，然而他并不是首先提出进化论的人，不少学者早在他之前已提出了进化的观点。达尔文的主要贡献在于，①他提供了大量证据证实了物种的多样性与复杂性;②提出了自然选择的理论并证实了它。这后来往往被简化为“自然选择，适者生存”。达尔文是一个自然科学家，他自己也未曾料想到，他的观点会极大地改变人们整个的思维方式乃至价值观念。在此之前人类文明的一切产物，无论是知识、政治制度，还是正义原则等，都在新的生存原则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因为这些东西说到底不过是生存的工具而已。人类的一切崇高原则，民主也罢，自由也罢，乃至真理，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都只不过是进化选择的要素而已。这世界上从此再没有什么道理可讲，谁的牙齿锋利，爪子有力，谁就应该主宰一切，这就是新的法则：丛林法则。而民主在这种原则下，未免显得可笑了：因为狮子要吃掉兔子，并不需要与它们商量或是征得他的同意。对“强权”或“英维”的颂扬声开始高涨。德国首相俾斯麦或许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那句众所周知的话：“当前的种种重大问题不是依靠演说和多数票所能解决的，”9不仅显示了普鲁士用武力统一全德的决心，而且明显地表明了一种新的思想发展趋向。这种趋向就是知识分子对民主发展日益感到焦虑，他们不是希望对民主原则进行修正就是干脆反对民主。
很多人开始认为，将民主简单地视为一种群众原则和人数原则，并不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因为它既可很容易地转变为无政府状态，又可转变为新的独裁，甚至还可使人丧失一切道德水准，变成唯利是图的拜金主义者。于是，柏拉图对民主的攻击再次不断受到知识界的欢迎，人们在各种刊物上可以不断看到对民主的这样的评论：“群众是一种谎言”，“民主是一种腐败的形式，”就连后来成为法国总理的克里孟梭也承认，“假如说我是民主派的话，也是没有热情的。”10对精英而不是大众的颂扬重新成为知识分子的主题，而对民主公开表示敌意的第一个典型人物是尼采。他毫不掩饰地指出，大众统治是将文化降低到大众水准的一种精神坠落形式，民主是一种典型的现代病，只有通过由超人掌舵的国家才可以治好。超人通过强大而无情的手段，驱使群众朝着有价值的方向前进。
与传统的民主观念相反，尼采认为，“少数人永远是对的。”他根据进化论毫不客气地指出，“在动植物界中，凡进步都只靠著更高级的个别范型，这种范型为数稀少，却很坚强，复杂而有生产能力。”因此，人类社会的目标不是去追求什么民主，而是“应该不断地勤劳地产生特立独行的伟大人物，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别的可做了”11。一句话，民主是将杰出人物拉至一般群众的水平，是一种社会的倒退，是不符合进化原则的，只有靠伟大的超人和杰出的人物，才能推动历史前进。自尼采之后，欧洲学术界出现了一股异常强大而持久的精英思潮，其代表人物从不同的角度彻底否定了民主原则。
第一位应该是乔治·索雷尔，他对马克思与尼采都十分欣赏。从本质上讲，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仇恨国家和强制，不赞成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也反对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但他赞成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旗号下，由一小撮革命的精英集团用暴力横扫资产阶级文明。他对工人阶级充满了幻想，认为他们是支未受污染、具有英雄气质而能无情地冲击腐败旧秩序的力量。这里，我们可以感觉到尼采原始生命冲动力的影子。索雷尔认为，文明必须信仰某种东西，而在资产阶级统治下的现代欧洲文明，却使人们丧失了这种信仰的能力，只有无产阶级尚未被污染，因为他们至少还信仰革命。
列宁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他认为，无产阶级代表着历史的意志，但仅仅是潜在的，它必须由马克思主义的先锋队(精英的另一种形式)改造和组织起来。先锋队必须将先进的思想“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因为无产阶级自身并不能自发地产生先进的科学思想——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是存在的，但必须通过这个机敏的精英集团去发现，去理解。历史并不创造自身，它是由人创造的，当决定性时刻到来时，必须即时举行革命。被精英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有极高的效率和坚强的意志，能够领导这种革命并开拓社会主义的新纪元。列宁坚决反对西欧社会民主党人通过议会斗争获取胜利的做法，认为他们已经被资产阶级的民主腐蚀了。不是通过民主的方式，而是通过计划周密的革命，无产阶级才能完成自已的使命。12
当列宁和索雷尔从革命的意义上否定了民主的价值时，另一批学者则从其他的角度在做同一件事。作为一个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承认政治非理性方面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自己研究的主要领域。他对社会与国家的历史发展以及政治领导的形式十分关注，并提出了著名的合理化原则。他的合理化合义是指事物发展的一般趋势朝著组织化和有秩序、有规则的发展过程，并认为这是一种人类历史的普遍原则。无论从何种浪漫主义或神秘的形式开始，这些事物最终会成为一种稳定的例行过程。例如，音乐从一种艺术成为一种科学，政府则成为官僚机构。在这一过程中，自发的冲动消失了，人们不再抱有幻想，老练的专家取代了自由的精神，于是，现代社会便丧失了它最伟大的灵魂，产生出一大群公务员式的小人物而不是英雄，与此同时，效率获胜了。但是，权威的组织化与官僚化也有其限度，它不能应付紧急情况，只有在稳定时期才能协调地工作。在危机时刻，我们则需要一种完全相反的领导，韦伯将其称之卡里斯马，伟大的人物出现了，通过他的个人魅力和天才指挥人们渡过历史的难关。而当危机过去，卡里斯马的创造性又逐渐被制度化，最后成为老一套的例行公事。事实上，我们恪守的习惯与传统都是昨日非凡人物的创造，而我们自己却不知不觉丧失了这种创造的精神。13
韦伯的结论是十分明显的，是英雄和杰出人物，而不是平庸的大众在创造历史。因此，他实际上是从社会学与合理化的角度，证实了尼采超人思想的“合理性”。在尼采与韦伯的基础上，正式提出精英理论的是莫斯卡与帕雷托。与韦伯等人稍有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不仅重视对社会学的微观研究，而且特别强调统治精英的作用。自近代初期，就有不少知识分子期望，随着民主的到来，社会将由“人民”进行统治。但帕雷托与莫斯卡却指出，选举出来的精英与传统的统治者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两样。政府只能是适合小部分人工作的机构，而且永远有一种向独裁和寡头发展的趋向。只有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的纷争，才是人民自由的唯一可靠来源。帕雷托认为，一个社会总是分为两类人，一类为狐狸型，狡诈、大胆、机敏、迷恋于创新。另一类为狮子型，踏实、保守、尊重传统，喜欢靠实力而不是靠机敏办事。两类人都可能上升，当代表对制度和思想进行创新和重组的基质占优势时，狐狸型的人上升，成为统治者;当代表崇拜、捍卫现存秩序冲动的“保持群体的基质”占优势时，就会把狮子型的人推上台。而一个社会最理想的状态则是在两类人物之间保持一种平衡。此外，也可从另一角度将社会分为两类人，即杰出分子与非杰出分子。杰出分子又分为执政型与非执政型，非执政型杰出分子即指各行业中上升到顶端的成功者。因此，既有律师和工程师中的杰出分子，也有小偷和妓女中的杰出分子。引人注目的是，帕雷托完全用一种动态的观点来分析这一现象，他认为，这些杰出分子不是固定不变，而是不断循环，每个社会都是个人不间断地从下层上升到上层，因此，每个杰出分子最后都会归于消灭。这样，他就提出了他的一个著名论断：“历史是贵族社会的坟地”。凡是想阻止杰出分子循环的社会都会停滞和凝固，最后不可避免地毁灭。帕雷托相信杰出分子的循环同人们积累财富的容易程度成正比，因此，一个自由企业的资本主义制度最有利于社会的福利。14
当然，帕雷托最关心的仍是占统治地位的杰出分子，不论如何流动，始终有一部分杰出分子处于执政地位，他们的行为对社会至关重要。所有的执政集团都兼用武力和承诺来进行统治，但武力应占首位。他认为，当一个统治集团不能用强制来进行统治时，它就应被推翻，由另一个愿意用武力来统治的集团取代。这个新阶级不仅推翻了旧的杰出集团，而且还从肉体上消灭掉其中的一部分，这是执行一件有益的公务，为社会去掉一块腐肉。因此，帕雷托认为在某种悄况下使用暴力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正常的。帕雷托在反对迷信、虚伪和成见以及提倡社会科学的客观态度上都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然而，他与莫斯卡却不约而同地反对民主制度，强调政治行为属于非理性的性质，都认为智力活动是由少数杰出人物垄断的。帕雷托与莫斯卡的看法绝不是孤立的。
在二十世纪初，他们表达了一代“文化失望”的知识分子的心声：他们都对民主感到失望，谴责新的大众野蛮主义的入侵。于是，认为社会就是应该不平等，上等人就是应该统治下等人的呼声日趋高涨。而米歇尔斯的“政治寡头铁律”的出笼，则标志著这种思潮发展到丁一个新的高峰。米歇尔斯是韦伯与帕累托的朋友，他认为他最伟大的贡献是发现了“政治寡头铁律”。他宣称这是“历史铁律中的一种，这一铁律是最民主的近代社会和这些社会中最先进的政党都没有能够逃避的”。构成铁律的基本因素是组织的成分。在近代社会中，没有任何运动不通过组织而能成功，而组织实际就是“政治寡头”的化名词。由于运动的扩大组织也相应膨胀，必然要委托一个内层官员和领袖担当起越来越多的职能，而普通成员则逐渐丧失了他们直接选举和控制官员的机遇。结果这些官员获得越来越大的权力和行动自由，可以获得意想不到的新利益和特权，于是他们拥抱自已的既得利益决不放手，而组织最初的宗旨完全被抛到一边去了。这在工人阶级政党和工会运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另一个重要因素则是群众的素质。米歇尔斯认为人类的大多数是迟钝、冷漠、有劣根性的，他们需要领导.甚至愿意舔压迫者的靴子，领袖们很容易利用这些特性来使自己继续当政。他们可以通过漂亮的讲演来煽动群众拥护自已的激情，也可以装作受迫害来博取群众的同情，还可贪天之功装作顶天立地的英雄来征服群众。由于这些因素在加强寡头政治的力量，社会改良运动的进程几乎变成一种讽刺。国家除了是一个少数集合的组织而外，绝不能是任何别的束西。改革家们可以为社会改良的崇高纲领而奋斗，但远在他们达到目的地以前，一切领导集团所共有的罪恶将袭击他们并把他们征服。于是，米歇尔斯得出了他的一个著名论断：社会主义者可能胜利，但社会主义绝不可能获得胜利，因为，社会主义“将在它的皈依者取得胜利的瞬间归于湮灭”。革命确实在发生，暴君也常被赶下台去，但新的专制又接踵而至。于是，理想主义者往往会失望，因为世界无情的运转似乎总在毁灭人类的梦想。寡头、精英、超人、先锋队，以及创造性的少数，在1914年前的欧洲政治分析中成为常用的术语，对暴力和强权的崇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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