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现代教育日益技术化和职业化了，但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没有受到忽视。它们顽强地植根于大学课程之中，其结果就是创造了更富有思想、更富有理性的个人。新中产阶级所具有的教养足以使其具有履行公民权利和参加民主活动所需要的能力。教育良好的中产阶级无论是商业的还是组织的，均可以使自己适应政治参与，并有能力保护自己不被政治领导所愚弄。对教育良好的中产阶级来说，政治领袖不是上帝也不是英雄，而只是政治上的同事。所以，他们接受这样的观念，应该评估政治领袖的业绩，应该钳制政治领导人潜在的贪欲和权力。教育良好的新中产阶级从不神化政治领袖，认为自己完全有能力、也完全有理由参与政治领袖的选举过程。富有教养的新中产阶级认可专家们的知识，但他们并不放弃自己作为公民的决策义务。教育良好的新中产阶级清楚地知道即使是最优秀的专家也可能经常犯错误，在专家之间也经常会有分歧。所以，韦伯和米尔斯对为官僚组织所组织起来的专家来控制国家的恐惧是不必要的。在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电视遍天下的时代，新中产阶级所看到的专家决策失误的情况太多了。这加强了他们参与决策的欲望，也为此提供了合法性，尽管这只是选举的和政党的参与。新中产阶级寻求选举参与和法律保护，其原因就是他们不信任为官僚国家所组织起来的专家，寻求参与政府的决策过程。他们对政治参与的必要性有着清醒的认识。
其次，中产阶级牢固地确立了世俗的、科学的、理性的世界观。当他们仰望天空时，他们看到飞行员和宇航员，他们幻想星际旅游和星球大战，他们看到了有着黑洞和超新星的无限宇宙。他们不会看到天堂和一大群的天使。这一新的宇宙观确实导致了伦理和道德的危机，其原因只是因为科学不能够告诉我们何对何错，但这种世界观也确实创造了理性的大众，他们相信自己能够承担民主的责任，并有能力积极参加法治民主所需要的公共活动。
第三，现代富有理性的中产阶级，尽管被吸入进这个或者那个巨型官僚机构，但并不把官僚机构看成是神圣的。如果说，古代中国或者古埃及的农民把帝国的庞大官僚机器看成是神圣的，向它跪拜，向它鞠躬，向它行礼，现代中产阶级公民绝不会把官僚组织视为神圣之物。他们忠诚地为其组织服务，有时候还废寝忘食，但他们对组织并不愚忠，为了寻求自己的发展，他们会变革组织。
第四，韦伯和米尔斯相信新中产阶级将会变得很驯顺，并被锁进巨型官僚组织的身分等级结构，韦伯和米尔斯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但幸运的是他们的担心并未成为事实。因为韦伯和米尔斯没有看到，在巨型组织中工作的新中产阶级，对官僚组织的非理性、无效率和权威主义倾向更了解。在官僚组织中工作的新中产阶级痛苦地意识到规则和条例的僵硬性，深深地了解官僚组织规则的非人格特性，也了解由此产生的异化。他们明白，文字上的规则在实施过程中如何创造了繁文缛节，从而成为组织营运的障碍，这些障碍如何遏制了创造力和非正式领导的输入。新中产阶级了解并拒绝这些权威主义的、无效率的、非人化的程序。他们补充了巨型官僚机构的人员，但拒绝了他们赖以为生的结构。在现代国家里，除了日本以外，很少有人一生忠于某一公司、政府机构、医院或者大学组织等官僚机构。中产阶级把巨型官僚组织看作是无效的、反人性的和专横的，只是利用而不是崇拜官僚组织，通过法治民主来制约官僚制度，这本身就是民主发展的重要支柱。
此外，现代新中产阶级因职业关系生活于大规模组织中，但他们也发展了与官僚组织世界完全隔离的私人存在。韦伯、米尔斯、拉什、阿伦特以及其他人均警告说，这一私人化的领域会变成出世的纵欲者的领域。根据这些思想家的看法，新中产阶级个人将会变成自恋者，变得自私、纵欲、自重，从而放弃公民的角色。拉什和阿伦特批评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美国青年不关心政治，缺乏博爱精神和人道关怀。这一批评是正确的。但是拉什和阿伦特看到了对六十年代激进主义的抗拒现象，尤其在七十年代以及八十年代早期的美国，中产阶级开始较为理性地寻求私人领域的发展。雅皮士、自我发展、减肥、马拉松长跑等，这些司空见惯的事就是自我发展的例子。人格上的至善是当代在私人生活领域相互疏远、互不关怀的中产阶级所想实现的最高境界。这些自我发展倾向是对嬉皮士和吸毒行为的背叛。在六十年代的美国，马丁·路德·金、罗伯特·肯尼迪以及肯特城、杰克逊城血案使得当时的人道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动摇了，使得他们退出公共领域，变得较为内向，只关心自己的私人生活，吸毒、纵欲，陷入了嬉皮士式的生活方式。雅皮士拒绝嬉皮士的堕落，可以说是再次走向公共参与的健康的第一步。迈入九十年代后，新中产阶级在私人生活领域仍然表现出有些自恋的倾向，但已经开始向人道的关怀迈进。他们关心挨饿的人们，当埃塞俄比亚发生饥荒时，新中产阶级伸出他们的援助之手捐款相助。摇滚乐队是自我纵欲者和自我中心主义的标志，但是他们组织音乐会举行义演，为饥饿者、为患艾滋病者、为因破产失去土地的农民捐款。在私人领域走出自我封闭的世界，向需要援助者伸出援助之手的进程就是相互关怀的公共精神成长的过程。这正是自由的法治民主所必需的。所以，尽管从韦伯到拉什均正确地警告当代官僚世界中个人生活的自私和私人化本性，但是公民精神和人道主义的关怀并未死亡。后者继续为政治参与提供热情，使得法治民主政治继续以新中产阶级为基础。
中产阶级是法治民主的保卫者，那么"谁来保卫保卫者"呢?新中产阶级作为巨型官僚组织的雇员对不受制约的权力所可能产生的后果也十分清楚。以法律来制约权力，以任期来强制权力的制度化更替，可以遏制政治领导人的可能发作的非理性行为，从而保护中产阶级的利益。只有法律才能保卫保护者，使新中产阶级免受官僚组织的侵害，从而维护法治民主。为了寻求法律的保护，新中产阶级虽然以巨型组织为生，在上班的那段时间的确被锁进了巨型组织，但是在巨型组织之外的个人生活领域里，他们仍然强烈地坚持法治民主的原则，在职业生活之外的时间里，在公共领域里还表现出强烈的保护法律的责任和参与政治的愿望。他们在政治过程中惊人地活跃，坚决支持法律程序，积极参与政治，强烈反对独裁统治，从而以法律来制约权力，以法律来保护自己。这就更加强了新中产阶级作为法治民主基石的地位。
因此，在现代工业化国家，新中产阶级虽然因为官僚理性的威胁而可能滑离法治民主的轨道，但是他们仍然是现代法治民主的可靠基础。那么，在正在实现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里，中产阶级是否是现代法治民主的可靠基础呢?
三、发展中国家的难题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已经在现代职业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过着以个人幸福为核心价值的现代生活，为自己的事业贡献着专业的和非专业的知识。中产阶级的迅速成长，使得曾经为快速工业化和高度的政治整合作出贡献的专制政治显得过时了。因为专制的控制对有教养的中产阶级来说是没有必要的，对于有教养的中产阶级来说，稳定的法治民主更能够激发社会经济稳定发展所需要的活力。
中产阶级是发展中国家实现法治民主的核心力量。其原因有如下四个方面：首先，教育良好的中产阶级的确从未体验过现代法治民主，但他们均向往民主，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国家亲身经历过暴虐的专制统治的危害。
其次，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均活跃地追求法律的保护，因为中产阶级已经觉察到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的祸害。现在，教育良好的中产阶级早已着手积极研究美国宪法和辉格自由传统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中产阶级普遍拒绝某些政治势力垄断国家权力。即使是在国家官僚结构中就职的中产阶级也在拒绝国家权力的垄断，因为在独裁的等级结构中他们也同样深受上级的迫害。
第三，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无论是在官僚结构之内还是之外，均教育良好，都希望在演说、文章、艺术作品以及个人生活中表达自己，这些表达是为独裁的发展中国家所严格控制的。从政治舆论到摇滚音乐均要受到检查的专制制度，是不可能与日益壮大的、受过大学教育的新中产阶级和平共处的。
第四，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也倾向于追求更多的选择，如自由选择职业、居住地点和消费方式。由于独裁专制的发展中国家一般都以这样那样的理由通过政治强制来限制中产阶级的更多的自由选择，要求更多的经济和社会选择的自由，必然意味着寻求更少的政治强制。这加强了寻求政治自由和运用宪法和法律制约国家权力的压力。
在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是反对政治独裁、捍卫法治、制约政治权力、建设法治民主的核心力量。从总的趋势来看，的确是如此。但是，对于特定国家和地区来说，新兴的中产阶级和法治民主之间的关系可能并不如此简单，其原因是各个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代化道路均有自己的特色。
对于西方世界来说，现代化的进程基本上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进入现代化的过程恐怕也是一个屈辱的历史过程。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而诞生、壮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也正是在这个屈辱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可能不是法治民主的基石。就东南亚来说，由于新形成的规模不大的中产阶级主要是由外国的亚洲移民(主要是印度人和中国人)而不是由本国人构成的，中产阶级基本上没有兴趣也很少有可能参与当地的政治，这时他们很难成为法治民主的基石。而当专制政治能够为中产阶级的事业发展提供适当的自由和秩序时，中产阶级更可能成为专制制度的拥护者。新加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新加坡，专制的政治和成功的经济发展同时并存，中产阶级在专制政治统治下获得了事业发展所需要的和平、秩序，获得了经济上的自由，所以就放弃了促进民主的"使命"。
当然，如果专制制度不给中产阶级提供事业发展所需要的适当的自由和秩序，中产阶级就会成为革命的力量。菲律宾就是一个例子。在菲律宾，马科斯的专制统治不给中产阶级以适当的自由和秩序，并且还把经济搞得一塌糊涂。于是在许多地方是托克维尔所说的任何暴力和动乱的天然敌人的中产阶级在反对马科斯的斗争中与其他不同政见者携起手来，一反保守的性格，成了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因为这时的中产阶级必须首先从妨碍其事业发展的独裁的政治控制中解放出来，然后才能成为法治民主政治的真正基础。
亨廷顿的研究也揭示出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可能具有保守性，也可能具有革命性。他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如果传统社会的政治制度能够适应在现代化过程中日益成长的中产阶级的经济自由需要和政治参与需要，那么中产阶级就能够成为拥护传统专制制度的保守力量，反之则就会成为革命的力量。他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说，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历程表明，在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当中，中产阶级日趋壮大，并开始广泛地参与政治，"一个中产阶级政治参与水平很高的社会，很容易产生不安定。......政治制度所承担的压力太大，甚至是高度发达的政治制度也承受不住，所以在大多数社会中，从历史上继承下来的传统制度都因此而纷纷解体或崩溃了"。3但是，"如果传统政治制度确能适应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如果现行中产阶级政体中的各种政治制度也具有适应能力，那么它就会转变为一个充分参与、高度制度化的现代政体。相反，如果这些政治制度不具有适应大众参与的能力，......那么该社会就会向大众执政官政治的方向发展，各种主要社会势力就会形成高度动员和现代社会所特有的大规模运动。"4
在实行君主政体的发展中国家，君主走向现代化的目标既要对付自由派的反对，也要对付保守派的反对，为此他必须寻找适当的政治支持。中产阶级就是其中重要支持之一。不过，君主要赢得中产阶级的支持是有很大难度的。首先，中产阶级必须足够强大。在许多社会中，中产阶级没有强大到可以帮助君主进行改革的地步，比如在哈伯斯堡王朝时期，根本没有足够的中产阶级来给君主以有效的支持。在许多走向现代化的君主制国家中，公营事业和政府工作常常是那些精英所追求的职业，这一传统也阻碍了具有自主性的中产阶级的出现。在这些社会中，商业和金融业大多由少数种族来从事，如奥斯曼帝国和埃塞俄比亚境内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泰国境内的中国人，他们从来不是政治支持的主要来源。其次，在二十世纪，中产阶级即使是土生土长的，并且力量也足够强大，但也可能是君主制的天然敌人。比如十八世纪的伏尔泰和新兴的中产阶级都热衷于开明专制，而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集团的意识形态和观念甚至倾向于把最开明的专制也描绘成封建时代的错误。在中产阶级圈子中，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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