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西部大开发的环境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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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在创刊百周年纪念特刊的头条写道：“人类能够拯救这个脆弱的行星吗?”文字的旁边是一张水晶般地球的全息照片，当地球倾斜着时，看起来就像是摔破了。球体的完整形像被授给环保英雄，旁边的说明则写着：“我们的星球就象是托座上的精致水晶球，值得我们做最妥善的照顾。”
地理决定论：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
秋风乍起的八月，整个新疆热气腾腾。短短一个月内，共有5个大型招商会议在乌鲁木齐召开。山东、四川、湖南、上海等地的招商代表团联袂而至，据说已签了近两百个亿的投资协议，电视、报纸等媒体上一片欢欣鼓舞之声。
与新疆各界人士在一起聊天，免不了要谈起时下最热闹的“西部大开发”这个话题。谈到当前的“热”时，竟然连他们自己都难以相信这些协议最后会落到实处。一个在当地颇为活跃的记者私下里说：“每个招商会议来了好几千人，平均每人最低花费1万元，加起来就有好几亿。将这些钱支持新疆也够了，可能比那些意向性的协议还更实在。那些意向性协议上承诺的投资，天知道最后能落实多少?”
我于是想起去年在新疆的一次经历，那是与吐鲁番附近一个党校的教师闲聊。
这位教师当时对东西部地区差距表示强烈的不满，并且举上海与广东两个地区为例，认为这两个地区的人均GDP比新疆高得多，是社会不平等的一种具体表现。我认为，新疆与上海广东这两个地区，由于地理条件所决定的生态资源系统不一样，由此决定的发展程度也不会一样。新疆必须要承认这种先天的差距，走低能源、低消耗的发展道路。但那位教师不同意我的看法，只是纠缠在结果是否均等这一问题上。
部份人怀疑“西部大开发”究竟是否有实效，认为目前实在是有点虚热，担心又出现新一轮泡沫经济;而另一部份人则认为新疆的发展就是缺钱，只要有大量的投资注入，新疆就会获得极大的发展。我理解新疆人民急于拉平地区差距的急迫心情，但我们必须正视西部地区的资源限制，因为新疆地区缺水是非常明显的事实。
而任何地区要开发，总得解决水源的问题，否则人将何以存活?至于从去年开始出现的那个大而无当的“水工程神话”，我一直觉得它与《伊索寓言》里山雀夸口煮海的故事差不多。随着对新疆的了解加深，这种关于资源限制的考虑也越来越挥之不去。我几度从乌鲁木齐市出发去那些或远或近的旅游景点，一路上总能看到一排排已经死去了的枯黄的白杨树，据说这种防护林工程就是因缺水而难以见效，栽种的树成活率不高。自从1984年中国政府开始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以来，最先启动的是“三北”防护林工程。据当时见诸于报纸的各种报导，防护林工程启动以后，多年来困扰着北京的风沙开始减缓，扬沙日、浮尘日、沙尘暴日都大幅度下降。但是，荒漠化并不是一种荒漠的“入侵”，而是由于生态破坏造成的国土整体“退化”，因此效用十分有限，北京的“后院”内蒙古和全国荒漠化趋势仍继续恶化。于是政府只好再扩大防线，开始建设太行山防护林，长江中上游防护林、农田防护林、沿海防护林等等，一共构造了“五大防护林体系”，全部进入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八项生态保护工程之列。但这边种树，那边又在砍树，从全国总体情况看，陷入了“局部治理，整体恶化”的恶性循环。
西部大开发就是在这个荒漠化日益严重的区域进行，让人不由得担心西部地区已相当脆弱的生态环境的承载力。这一忧虑不是始自今日，从写《人口：中国的悬剑》一书开始，我就认定一个事实：人的生存，必须要受生态资源的制约。那种由自称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提出来的“人定胜天”的思想，实在是种完全彻底的唯心论。
这几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社会发展得好些?为什幺有些社会始终在较低层次的生存问题上苦苦徘徊?近几个世纪以来，为了解释世界各地为什么发展不均衡这一问题，各学科都进行了持续不懈的努力，历史的、哲学的、经济的，各种解释都曾领过一段风骚。独独只有一种学科解释始终未受到学术界的青睐，那就是地理学。曾有先贤进行过这种努力，比如孟德斯鸠就曾试图建立地理社会学，但由于他对地理因素进行了大量的神学阐释，从而使还未诞生的地理社会学沦为学术界的笑柄，严重损害了这一学科的声誉，以后的两个世纪里，思想界一直在清算“地理决定论”。但是随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现代环保运动的兴起，人类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人类首先是环境的产物，而生存环境首先是地理环境，人类的生存质量确实与地理环境有密切关系。
盘点西部地区的生态资源系统
人对自然的绝对依赖，主要表现在三方面：水、土地、气候。
水是生命之母，土地是财富之父，而气候则决定了一个地区是否适合人类生存。从这三方面考察西部地区，前景并不乐观。打开中国的地形图，就会发现，中国的“三北”地区，即东北、西北、华北三地区约331.7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占我国国土面积的34.6%)，被地质学家称之为“乾旱、半乾旱和亚湿润地区”，其间80%(即262.2万多平方公里)的区域，实际上早已成了一片荒漠，这片荒漠化的土地竟占了中国国土的27.2%，也就是说，18个省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处于荒漠化威胁之中。据原林业部三北防护林建设局的一次调查，“三北”地区的荒漠化面积呈扩大趋势，基本上是以治理一亩，荒漠化1.32亩的速度在扩张。近二十年来土地沙化速度为年均2460平方公里，每年直接经济损失540亿元。荒漠化的原因是由于水源林与植被的破坏及超载放牧。专家们不止一次地发出警告：地形图上那些密布的桔红色小点，即被称之为“潜在发生荒漠化”的区域也正在以不慢的速度扩张。
很显然，这些荒漠几乎没有什么地面资源，不能成为“财富之父”。
与荒漠化同时发生的是河流的乾涸。首先表现为河流水量减少、断流、雨量减少，最后成为荒漠。无需回望遥远的历史，只要看看近二十年间死亡的河流就可知道情况的严重。在地形图上，已经没有水的乾涸河床以棕色虚线标明，在内蒙古西部和甘肃西部，至少分布着60多条;而在新疆几大沙漠周围，则多达100多条。西部的荒漠化，正是植被消失，众多河流死亡的结果。罗布泊曾经是一个面积2万平方公里的巨大湖泊，随着孔雀河等河流的乾涸断流，1972年这个巨大湖泊终于死亡。新疆石河子的大规模屯垦，造成了玛纳斯河断流乾涸。黑河是河西走廊上最大的内陆河之一，随着黑河下游的断流乾涸，居延海也随之死亡。西部的其它河流与湖泊的命运也好不了多少，位居内陆河世界第二的塔里木河也断流1/4，水量缩减到三十年前的1/10，从一条大江大河变成了一条水渠。
没有了生命之源，人类就不能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生存。为了论证西部地区大开发是个可行的工程，这两年竟然有不少专家出面论证“南水北调”的可行性，搞出了一个庞大无比的“水报告”。这个可操作性极小的报告用科学的形式论证了从南方地区引水的可行性，全然没有考虑到工程需要付出的庞大成本，以及这一工程实际上是透支子孙后代的生存资源。曾有多个报告指出，中国现在其实是个缺水比较严重的国家。我们一共有七大江河，从南往北，依次是珠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滦河、大辽河和松花江。早在28年前，黄河已开始断流，奄奄一息。海滦河、大辽河与淮河近些年已经断流。可以说，今天整个华北平原已经没有一条常流河。水量丰富的松花江近几年也开始出现断流现象。七大江河中，有五条都陷入半死不活，濒临枯竭，只有水量最为充沛的珠江和长江干流暂时没有断流，但这两条河尤其是珠江已遭到严重污染，长江重要的支流嘉陵江已发生过好几次断流。如果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长江、珠江迟早也要步其它河流的后尘。从目前的状况来看，中国水土条件最好的东南部也开始缺水，如果过度透支水源，就等于透支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
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大谈西部移民的可行性。全然不去考虑一个事实，那就是西部地区生态系统的支撑力已达到极限。一次有关荒漠化的联合国会议提出，乾旱和半乾旱地区，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的临界值为7人和20人，而目前中国人口密度较小的地区也大大超过了这个数字。比如甘肃河西走廊绿洲地区人口密度已经达到每平方公里496人，最少的金昌市也有276人，远远超过了人口分布的合理密度。人口剧增和荒漠化加速恶化互为因果，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当地一位通晓文博的青年陪我参观新疆博物馆，那里的出土文物表明当年新疆曾有过非常灿烂、富有特色的中亚文明。我问那位青年：这些灿烂的文明诞生之地一定是后来才变成沙漠的，有没有人研究过当地气候与地理条件的历史变化?青年告诉我，没有成书的资料，但估计就是沙进人退，凝聚着人类智能与辛劳的文明被荒漠一片一片地吞噬。
一想到人类灿烂的文明被漫漫黄沙一片一片地吞噬，尤其是想到荒漠化进程正在一点一点地向我们逼近，那种人类在大自然肆虐之前的无力感就特别强烈。
近二十年来，新疆其实从来就没放弃过对本地资源的开发，地面资源在毛泽东时代就已处于过度开发状态，改革以来，认识到由于牧地大量被用作农地，水土涵养能力大大下降，生态劣化，新疆已被迫采取“退耕还牧”、“退耕还林”等措施。所以从地面资源的利用来看，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保护好环境生态，而不是中国式的开发——除了环境保护成为“开发”题中应有之义。对资源的开发，近十多年来新疆采取了所谓“一黑一白”的发展战略，所谓“一黑”是指地下蕴藏的石油，“一白”是指农田里种植的棉花，前者主要由国家垄断，后者虽由地方开发，但不是发出货收不回货款，就是受有关政策所限，基本上发挥不了什幺优势。这两年加上了所谓“一红”，即西红柿，但这种农产品经过加工所增加的附加值也很低，更兼西红柿酱始终也不是中国人的主要食品配料，所以仅靠这三大战略的实施推进，新疆无法达到东南沿海地区已经达到的经济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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