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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元处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美元战略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支柱。由于美国自身的经济实力及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国债务危机相当长时间内不会对其自身实力构成实质性威胁。不仅如此，美国正试图将自身的债务危机转变为其他国家的“美元陷阱”。中国是美债的最大持有国，需要谨防美债转嫁的风险，慎重作出相应的政策选择。
关键词：美元，美元陷阱，人民币，政策选择
美元处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美元战略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支柱。美元霸权的确立和维持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结束时起，美国就开始走上一条有意识主导世界经济的道路，美元也开始在世界货币体系中占据中心位置。长期以来，美国各界形成一套复杂的行动方案，包括多种政策工具和投资策略，来保证美元的中心地位。正是由于美元处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使得美国国内的债务违约在给美国民众带来福利损失的同时，也使持有美国国债的其他各国受到损失。中国作为美债最大的持有者，在美国转嫁债务危机中受到很大牵连。
一、美国保持美元中心地位的行动方案
长期以来，美国凭借其在国际政治经济活动中的核心地位，以及长期以来建立的国家信用，通过国会、政界、金融和实业等社会各界，形成一套复杂的行动方案，包括多种政策工具和投资策略，来保证美元的中心地位，并给其他货币挑战美元地位带来很大的困难。
(一)虚置美元的币值基础
今天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建立在信用本位基础上的全球化货币体系，储备货币发行国承担为全球提供金融流动性的责任。在该体系下的核心货币发行国中，美国独大。
美元币值基础的虚置是美元战略的根本前提。只要没有挂钩对象的限制，而国际贸易又一直主要使用美元结算，理论上，美元就有持续增发和输出的可能，美国就可以自由地通过控制货币发行量而调节实际币值和汇率，同时通过输出通胀等打压其他经济体和货币系统，甚至可能通过大量增发美元用于偿还巨额国债。正如美国遭受标准普尔降级评定之后，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曾表示的：由于美国能随时印钞票，因此债务违约的概率是“零”，并强调美债仍属安全投资。而如果量化宽松成为美国货币政策的常态，中国等其他国家或经济体将持续承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居高不下所带来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外部流动性冲击，以及外汇储备日渐缩水的风险。
二战后，美国一手打造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作为全球金融货币运行的基础框架，掌控了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主导权，在全世界进行货币倾销。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又表现出彻底变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决心，有步骤地罢黜布雷顿森林体系。1971年7月尼克松政府宣布停止履行外国政府或中央银行可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的义务，意味着美元与黄金脱钩，此后其他储备货币对美元实行“联合浮动”，放弃与美元间的固定汇率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解体。之后，美国在全球推动建立了一套中央银行制度，使各国货币当局的利率、汇率政策失去独立性，剥夺了其他国家部分货币和金融主权。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牙买加体系，美国大大提高了战略机动性，其国际地位和政策自主性得到空前加强。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元的币值基础成为一个含糊不清的关键问题。而实际上，美元没有一个固定的币值基础，这使得美元的货币供应变得更有任意性，美联储可以根据形势的需要选择大量发行美元，然后在全球范围内分摊由此带来的通胀效应。自美元与黄金脱钩以来，美元与黄金之间的汇率已下跌至原先的1/8左右，可以侧面反映出美元的实质币值一直在下降。然而，只要新发行的美元随着美国不断增长的逆差主要流向国外，美国就不必承担宽松货币政策的主要成本，而可以坐享收益。
(二)通过贸易逆差回流美元并赢得财富
1982—2010年间，美国只有在1991年实现了微量顺差(约29亿美元)，其余各年份美国的国际贸易都保持逆差，2006年更是达到8006亿美元的高位，换作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保持这样的逆差持续时间和规模。美国持续如此长时间保持如此巨大逆差的前提条件：一是顺差国的外贸以美元计价和结算。为了使所获得的美元保值，顺差国几乎只能在美国有限的领域进行投资，从而使这部分美元又转回美国。二是美国通过各种金融产品，不断向国际社会举债，借助“债务经济”维持其购买和消费的能力。其中，美国国债以其国家信誉为基础，一直被认为保值性较高，从而成为赚得美元的国家“理想”的美元去向。三是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使美国国内产生大量成本低廉的美元。
美国长时间保持贸易巨额逆差的结果是，美国既买进了商品和服务，从而享有世界的财富，增加人们的福利，又回笼了资本，造成美国经济金融持续繁荣，也保证了美元的币值。其他国家投资美国国债越多，就越难以自拔，美元债市的流动性就越高，美国借此也得以为自己的贸易赤字融资。此外，长期的贸易逆差，使得美国几乎无限量地发行美元货币。美国印制一张1美元钞票的材料费和人工费只需0.03美元，却能买到价值1美元的商品。由此，美国每年可以得到数百亿美元的巨额铸币税收益。但是，美国的贸易逆差也使其自身面临贸易赤字的压力。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贸易赤字会影响国内产业发展和就业率。因此，美国需要控制贸易逆差的规模，使得美元和铸币税的获益空间基本吻合。但是，由于美国长期保持一种透支性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政府运作已深陷债务经济恶性循环之中，面对贸易逆差，最直接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美元贬值。2010年美国出口商品1.3万亿美元，而在美元开始贬值的2002年，出口额仅为6970亿美元。分析家认为，这个增量的1/4到1/3可以归因于美元贬值。通过调节美元币值，美国得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贸易逆差的规模，凭借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主地位，而稳定地获得净利益。
(四)通过政治经济手段打压其他货币
历史地看，为了确保美元在世界经济金融中的核心地位，当美国发现美元面临或可能面临其他货币竞争时，它会设法打击其直接或潜在的竞争对手，并竭力阻止其他区域的货币合作和一体化进程。美国对其竞争对手施加政治经济压力的手段具有多样性，主要包括：主导形成IMF和其他国际金融行为的游戏规则，特别是对“操纵汇率”的界定，迫使别国货币升值;扶植别国政治代理人和经济学界的专家，鼓吹其主张的合理性，等等。由此，一面转移其国内经济矛盾，一面打击其竞争对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对欧洲实行利用与打压相结合的政策，遭到法国等欧洲国家的不满。戴高乐曾强烈谴责，美元不是公正的国际交易媒介，而只是为美国服务的信贷工具;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使美国长期保持国际收支赤字而可以不必进行调整。20世纪60年代，法美两国分别动用了安全、政治、经济和外交资源，进行了货币对抗。法国试图削弱美元的地位和美国的霸权，而美国不做任何实质性妥协，将维持美元霸权作为美国最高国家利益。
20世纪80年代美元逼迫日元升值，是美国通过政治经济压力逼迫外币升值的一次典型的行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美贸易出现大额不平衡，日本形成大量贸易盈余，开始用获得的美元投资于美国的资产。面对日本的挑战，美国于1985年联合英、法、德，强迫日本政府签订了“广场协议”，美元兑日元贬值逾40%，成为之后日本经济长达20年衰退与调整的重要因素之一。而由此导致的美元突然大幅贬值，则使美国释放了巨大的国内经济压力。20世纪90年代，东南亚地区经济达到空前景气之际，美国金融大鳄以泰铢为突破口，沉重打击了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货币。1999年欧元的诞生，提供了一种能够替代美元的结算货币选择，削弱了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结算货币地位，冲击了美元的储备货币霸权。一方面，由于欧元区主要出口商品品种与美国具有竞争性，欧元结算量的上升必然导致美元结算量的下降，美元结算量的比重相对下降意味着美国在国际市场上定价权的流失。另一方面，欧元诞生之后，其占全球总外汇储备量的比重不断上升;而美元则持续下降，从2001年底的71.5%降至2010年底的62.1%。国际货币呈现两强格局显然是美国不愿意见到的。因此，美国利用美元的“避险属性”和阶段性强势，定期不定期地制造并利用欧元区债务危机，轮番对欧债制造动荡，打击欧元，对欧元占据绝对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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